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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泡一杯好茶，悠闲地坐在阳台上秋日的暖阳里，静静地咀嚼往事。不经意间，一个叫福田的小伙子，从记忆的古井里浮现出来，越来越清晰，牢牢地盘踞在我脑海里，久久挥之不去。拂去二十多年岁月的烟尘，我吃惊地发现，那个小伙子竟然是我幼年时期最特殊，最重要的一位朋友。

　　我的童年座标，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北方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里。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。打我记事起，就和父母生活在那里。父亲是被打倒以后，下放在那里改造的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　　一天中午，村里来了一帮玩杂耍的。那时，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电视机这种东西。偏居一隅的乡人，一年到头基本上没什么娱乐，偶而碰上一次玩杂耍的，自然成为村里一项极轰动的事情。锣声一响，人们马上聚拢过来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。那年我大概六、七岁，去晚了一步，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已生长出一片人的森林。我伸着脑袋，像一头小猪，从大人的腿缝里往里拱。大人不耐烦，一巴掌将我拨拉到一边。我踅摸了几圈，也没能钻进去。里面锣鼓喧天，人们不时爆发出阵阵大笑。我在人墙外急得掉泪猴。

　　这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掐住我的腰，将我高高地举起，骑在那人的脖子上。我顾不上看清是谁，目光就被人群中央一只身穿红马甲的小猴吸引过去。直到一个小时后（也许是两个小时），表演结束，我才发现骑在我身下的那个人是福田。

　　福田当时十七、八岁，瘦而高。他爷爷早年是那一带有名的地主，成份不好，爹妈在历次批斗中，已变得疯疯颠颠，自顾不暇，所以福田虽有父母，却形同虚设，基本和孤儿差不多。他没有念过书，平时睡在生产队的马厩里，在村里各家各户轮流着吃派饭。他是村里最没地位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叱骂他，对他呼来喝去。小孩子经常往他身上投石块。他没有朋友，眼睛里常常流露着胆怯的，准备随时逃往一边的神色。

　　我从福田身上出溜下来，跑回家，拿了一块烤红薯给他。福田高兴得不知怎么好，眼睛里充满快活和感激。他经常吃不饱，三口两口就将那块红薯送下肚。

　　由于我家是外来户，又是被监管对象，所以也没有小伙伴和我玩，在村里，我比福田的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。就从这一天起，福田做了我最忠实的朋友。我们相差十岁，却亲密无间，在一块玩得很开心。他在外边捡到个铁哨子、玻璃球什么的，都要送到我家来。有时候，我提个稍重一点的东西在路上走，他看见了，也要抢过去帮我拿。

　　有一年夏天，我在村后的河沟旁放羊。同村一个叫金宝的，硬说我的羊啃了他家自留地的豆子，按住我就打。金宝比我大得多，我哪里是他的对手，被压在身下不能动弹。我拼命大声叫喊。此时，福田正在附近给生产队薅草，听到我的呼救，从庄稼地里连窜带蹦地奔过来，一把将金宝从我的身上提开，拉起我，给我拍打身上的土。

　　金宝飞快地跑回村。一会儿，他父亲就出现了。他父亲叫鲇鱼，是村里有名的无赖。鲇鱼恶狠狠地冲向福田，嘴里大骂着：“你这东西，真反了你了，吃我家的饭长大，连我的儿子都敢打！”劈头盖脸地打向福田。在瘦小的鲇鱼面前，福田竟畏缩着身子，不知躲闪和反抗，任凭拳头雨点般地落在身上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、委屈和无奈。我看到福田脸上流出了血，就急得大叫：“福田没有打金宝！”旁边几个小伙伴也跟着喊：“福田没有打金宝！”鲇鱼根本不屑理我们，照旧挥动拳头，累得额上淌汗。福田始终一动不动。金宝还在一边不住帮腔：“打死他！打死他！”我担心福田真的会被打死，就扑过去，挡在福田前面。鲇鱼正打得性起，一把将我推倒。我躺在地上大哭。这时，福田一改刚才的萎靡模样，变得象一头发怒的牯牛，横眉立目，只一拳就将鲇鱼放倒在地上。鲇鱼打了几个滚爬起来，看到福田凶神一般还要扑来，就掉转屁股，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。

　　这也是我所见过的，福田唯一的一次打人。自此，再没有人敢欺负我，福田成了我的守护神。

　　听母亲说，有一次我高烧，到大队部的卫生室去打吊针，福田也跟了去。他畏惧生人，不敢进屋，一直在霜雪满天的院子里站到半夜。

　　几年后，父亲得到平反，我们举家又迁往城里。离开村子的时候，福田在送我们的马车后面，跟了很长一段路。他褴褛的衣衫随风飘舞，眼睛里蕴藏着孤寂的、忧伤的、迷惘的光。我当时快乐得象只小鸟，嘴里乱唱一气，根本无暇顾及福田，他什么时候从我身边消失的，都不知道。我居住的小城，距原来的村子将近千里之遥，返城后，就断绝了和福田的任何联系。

　　我陷入长久的回忆之中，捧着杯子忘了品茶。不知何时，眼角已有隐泪迷蒙。回忆蛰疼了我的心。一个念头如气球般从心底飘上来，这个春节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到父亲当年下放的村子去看看，看看我的福田大哥。